今天的线索库里有这样一条线索：棉四的工人们正在闹罢工，原因是给常日班的工人涨了工资，运转班的工人却没给涨，希望报社关注。一位女士86。。。。。
这样的热线电话打了也是白打，没有人愿意碰这样的烫手山芋。棉纺厂的问题可谓“古已有之”，而且情形比较普遍，尤以北方为甚。看到这个电话记录，忽然想起来，曾经写过一篇笨拙的稿子，反映纺织女工的生活和工作变迁的。初次写这种稿子，写得不好，未发。若能发出来，我想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本报的一贯的底层立场。

纺织女工的现实与梦想

◎核心提示
    一场工业“退市进郊”之风正在石家庄展开。建国初期，石家庄在苏联专家的城市规划里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但他们没有想到，城市的发展如此迅速，当年位于城市东北郊的工业区已被二环路环绕其中。大量的工厂要退出市区，为城市的发展让路。其中，最为惹眼的便是常山纺织集团的整体搬迁。它的引人注意，不只因为迁出后为城市地产业带来的土地放量井喷，还因为它的迁出牵涉数量庞大的纺织工人。当大多数都在关注前者时，有多少人注意后一个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数位纺织女工，用我们的记录，为这个即将退出市区的群体“立此存照”。

一、幸福时光
    从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一路向东，棉一、棉二、棉三、棉四一字排开，雄距在这座城市的一环线上，这便是常山纺织集团麾下的主力阵容。每天，数以万计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汇聚，又散向四面八方。记者从常山纺织集团工会了解到，整个集团有职工5万多人，其中女工占了将近4万人，大部分布在棉一至棉五这几个主力厂区。41岁的王梅就是这数万女工中的一员。她已经在棉四工作20年了。
    1980年代之前，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厂区里到处都是纺织女工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只要一提起棉纺织，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这工作的苦和累，而是纺织女工美丽、活泼的形象。在197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的5角纸币上，两个头戴方巾、围着白围裙的的纺织女工在车间里忙碌，寓示着这个工种在社会上的阳光形象和纺织行业的蓬勃生机。全国劳模群体中总少不了纺织女工的身影，纺织女工吴桂贤更是被毛主席钦点为国务院副总理。这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竟然孕育着如此绚烂的荣光。所以，当纺织女工，成了那个时代很多女孩的职业梦想。1980年代的棉纺织业进入了黄金时代，以至于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了一部反映纺织女工的爱情故事片。王梅就是在看过这部《街上流行红裙子》时，朦胧地产生了当纺织女工的想法。
    王梅住在城市北部的北高营村。初中毕业后，她先在一些小工厂里做活。虽然年纪还小，但厂方还是把她当壮劳力用，“每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挣个五头六十的。”1988年春天，棉四开始大规模招工，从小就羡慕纺织女工的王梅报了名，经过考试，她幸运地被录用了。
    从北高营到和平路上的棉四，骑自行车得40来分钟，但王梅从不觉得远。她在日记里工整地记下初进工厂时的喜悦：“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和平路上的棉四。……我像一只快乐的燕子一样在纺织机前来回穿梭，亲眼看到从机子上边垂下的一条条棉线变成了一匹匹的布匹……”她回忆说，80年代的纺织机器还不是全自动的，一个人控制数台织布机，要不停地在织布机前来回走动，换梭子。8个小时的不停行走，没几十里路下不来。但是，身体的劳累很快就能被精神的愉悦代替，“咱是社会的主人翁啊。”   
    王梅已经做了20年挡车工，感觉最幸福的时光还是前一半。“三班四运转，就是干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之后休息两天。干6天，歇两天，月工资80多，和和别的企业一比，算是不错的。”不久，王梅便找到了对象，对方是另一家工厂的技师，也是北高营人。“当时我还有点瞅不上他呢！”王梅略带玩笑地说，“真的，那会儿的纺织女工，找个好对象不是难事。”
    曾在棉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石一民向记者介绍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厂的工人的收入和主管部门纺织工业局的干部几乎相当。
    王梅作为纺织女工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与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相仿，石家庄工业化的前哨产业也是棉纺织业。这个行业最先卷入了大量女性，这些女性都是谋求经济独立、以至于自身独立的新女性。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割裂了她们与传统女性之间的脐带，让她们一跃成为社会生力军。在村里，王梅没有像别的姑娘一样等着出嫁，等着丈夫的养活，而是勇敢地自立为社会主人翁。。

二、艰难抉择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这些当年快乐的纺织女工都已久为人母，但此时她们忽然发现，自己当年引以为荣的工作和工资正挡不住地贬值了。城市里的人群越来越拥挤，人们的衣服也越来越光鲜，这些全身心在棉纺厂干活的女工摸着自己干瘪的钱袋，深感这点工资已无力维系当初的骄傲了。还有就是，工厂在招工的时候，也很难招到石家庄市里的姑娘了，不得已，工厂敞开怀抱，将石家庄市郊区、甚至各个郊县的女孩也一齐纳入了招录范围。老工人开始念叨起他们曾经的荣光，这种荣光引领她们坚守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保证了工厂一刻不停地运转，而今，这个以纺织闻名的城市竟然没有多少人想当纺织工人了，岂非咄咄怪事？难道正午已然过去，夕阳即将到来吗？确定无疑的是，传统产业面临重新洗牌，一个崭新的收入分配方式也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农村的姑娘们向棉纺厂涌来。来自正定农村的董女士1994年进入棉二，第二年便选择了离开。“挣的钱扣除房租、吃饭，剩余很少。”现在，已回村务农的她对记者说，“再加上时间长，简直到了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地步。”这个农村女孩高中毕业后怀揣着城市理想来到石家庄，本以为只要扒上棉纺织厂这条大船，就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顺利驶向城市的彼岸，但这条船的吃水线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深。囫囵航行了一段后，她仍没有摆脱回村务农的命运。在棉纺厂，像董女士这样来自农村的过客并不在少数。
    更多的是无地可种没有退路的城市和郊区女工，她们选择了坚持。“有些工厂都倒闭了，我们总算还能开出工资。”望着这个正在迅速长高长大的城市，她们这样自我安慰道。就在这样的摇摆和犹疑之间，王梅跨过了20世纪的门槛。站在新世纪边上，35岁的王梅“赌一把，离开！”的勇气更少了。
    原来，这个职业的荣耀感与收入水平保持着某种平衡，但在其他行业的挤压下，平衡状态被打破了。这些中年女工们之所以还没有放弃，与职业惯性与选择空间越来越狭窄有关。
    王梅说，纺织这个行业到了2001年，吸引自己的只有“干6天歇两天”的工作制。这个工作制让她觉得可以承受，不是很累。不过，这个制度在2004年4月1日被忽然叫停，一个叫“三班四运转”的新工作制代替了它。这一模式刚开始运行时让时年已38岁的王梅叫苦不迭。